周 文 李吉良｜国家竞争优势与中国式现代化
周 文
周文，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李吉良，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新型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并非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思潮与比较优势理论所描绘的西方现代化道路。我国作为拥有超大规模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的世界大国，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大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在于新型全球化背景和大国竞争格局下的国家竞争优势的培育。由于世界市场潜在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空间受限且创新动能不足，导致后发国家“低端锁定”难以发展的问题日益凸显。因此，选择以创新发展驱动生产力内涵型增长与有效发挥政府作用为国家赶超方式，进而指导国家竞争优势的培育，既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大国竞争的需要，更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的应有之义。以国家竞争优势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充分利用既有优势；推进内生性竞争新优势，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竞争优势与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并创造了令世界震惊的“中国奇迹”，其所依靠的并非比较优势理论所描绘的西方现代化道路，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近年来，凭借要素禀赋优势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模式受到全球化逆流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诸多掣肘，同时随着西方国家对中国关键核心技术的进一步“封锁”，基于要素结构的比较优势理论难以支撑大国竞争格局下我国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既巩固传统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又创造新的竞争优势。”我国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大国的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大国竞争格局下国家竞争优势的培育。与传统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应培育的国家竞争优势不是由先天要素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外生静态比较优势，而是内生动态综合国家竞争优势。以竞争优势替代比较优势把握新型全球化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契机，并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加速产业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既是国家竞争力提升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与国家竞争：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一）国家竞争中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践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谓经济国际竞争力，主要是指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经济扩张，参与国际分工协作和竞争的能力。”15世纪，以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为起点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开启了当时以航海贸易为主的国际贸易。18世纪60年代，以工业革命为起点的西方现代化对机器生产与交通运输的变革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国际贸易交往方式。机器大工业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展，促使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得以形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0世纪中叶，在以计算机与原子能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到来之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开启了“超级全球化”的高速全球化进程，贸易自由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知识技术创新不断发展、跨国公司不断改变着全球市场竞争格局，全球经济贸易秩序不断重塑。近年来，国际贸易遭遇逆全球化浪潮冲击，大国间相互竞争的局面愈发严峻，致使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世界不平等加剧，更多发展中国家在大国竞争中的处境愈发艰难，被迫进行不平等贸易与低端产业分工。
比较优势理论作为解释国际贸易与分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相结合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国家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绝对利益学说，他以国际分工理论为基础讨论了国际自由贸易的基础与模式：“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大卫·李嘉图突破了斯密一国必须具备绝对优势才能参与国际贸易的前提假设，提出了“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种生产要素”的比较利益学说，奠定了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思想，被萨缪尔森奉为“经济学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此后，比较优势理论的追随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提出了相互需求理论、赫克歇尔与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论、保罗·克鲁格曼提出了产业内贸易学说等理论，这些理论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理论缺陷与不足进行了修补。时至今日，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并被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奉为圭臬。不可否认，比较优势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解释力，它强调基于本国要素禀赋参与国际分工能生产出最适合本国的产品， 借助国际贸易商品交换的手段能使贸易双方获得更大效益。但几十年来的全球化发展困境证明，所谓“更大效益”是极其短暂的，看似“双赢”的理论背后暗含了严重的缺陷。
依据比较优势的理论逻辑，发达国家拥有雄厚资本与技术垄断，必然处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顶端，而发展中国家拥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或者更低的人力资源成本，应当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低附加值产品。从国家竞争来看，发展中国家通过比较优势能获得短期利益，其比较优势的实现完全依赖价格竞争而非产业技术优势，长期来看会掉入“比较利益陷阱”，导致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锁定效应，难以实现国家竞争与国家赶超。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以阿根廷、智利、巴西等代表的拉美国家着力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进入年均经济增长率为5.5%~6%的高速发展期。但80 年代初爆发了债务危机与经济危机，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债权国迫使部分拉美国家放弃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转向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失去的十年”间拉美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比较利益陷阱”导致的产业低端化与依附化加剧了贫困与不平等，以阿根廷为例，其失业率从 1990 年的 8.8% 上升到 2002 年的19.7%，从拉美“最发达的国家”沦落为“无足轻重”的角色。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比较优势理论相结合的现代化“良方”下，自由化和市场化将全球化本末倒置，全球化成了达到目的的手段，为的是进一步固化全球化背景下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不公正不合理的“中心－外围”世界体系，以捍卫西方发达国家的霸权地位。因此，后发国家在竞争中难以实现赶超，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陷入“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恶性循环。
（二）基于竞争优势理论的中国式现代化阐释
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内核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一步加深了诸如全球发展严重失衡、国际垄断资本剥削加深、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全球发展困境。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大国竞争格局与静态国际分工格局下，在比较优势理论的桎梏中难以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以获得独立发展。现代国家竞争的本质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比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一个单纯依靠资源等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地区，如果不注重培植新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国际竞争优势，也会在残酷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走向衰败。”因此，摆脱比较优势思维定式，转而寻找更好的替代性理论指导国家竞争优势的培育，既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竞争需要，更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化与现代化浪潮的应有之义。
国内外学者在认识到比较优势理论局限性的同时，转向以竞争优势为分析基础，结合各国现代化的具体国情，探索在新型全球化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现代化新路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最早由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正式提出，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构筑了以生产要素状况、本国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公司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机遇、政府六大生产要素为核心的“钻石体系”。相较于比较优势理论的静态假设前提，竞争优势理论与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其理论前提为“动态与不断进化的竞争”，强调国家层面竞争力就是国家生产力，以一定的综合性与动态性增强了贸易理论的适用性，为后发国家利用技术创新因素、政府作用培育竞争力与竞争优势实现现代化“赶超”提供了理论借鉴。
自21世纪初开始，关于两种理论的争议从未停歇，其中反对竞争优势理论的观点包括竞争优势是管理学的核心概念而非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将李嘉图外生技术比较优势的内生化能够克服传统比较优势的弊病、比较优势本质是理性选择的机会成本等。
首先，如批判观点所分析的“‘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是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正是从国家层面分析产业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后对国富国穷的原因给出了解释，应从理论的实践解释力而非以简单甚至错误的学科划分标准对理论进行否定。其次，比较优势理论最大的弊病在于其西方经济学话语范式内生的意识形态与科学性的悖论。将李嘉图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内生化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缺陷的极大补充，但并不能改变比较优势理论基于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以维护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全球霸权统治的理论构建目标。在比较优势理论形而上的“科学性”下，发达国家实现了攫取更多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在数学模型中实现了所谓的“最优”，在现实中深陷“比较利益陷阱”的发展困境。最后，比较优势理论作为“舶来品”必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解释力与实践适用性存在一定不足。但以基于竞争优势的包容性全球化新理念为核心的国家竞争理念对我国实现现代化发展具有更强解释力与指导意义，也更契合未来全球化的共同理念与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将竞争优势理论运用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必须结合我国国情，以培育出具有长久竞争力的综合竞争优势。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竞争优势作为分析的基础，探讨中国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竞争实现经济赶超与现代化的方式和路径。裴长洪等人认为应当重视综合性与历史过程的“优势叠加”，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持久不衰主要依靠的是劳动要素、开放合作、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大规模市场、技术创新五种优势演进叠加的综合竞争合作优势。冯根福等人提出由要素禀赋、工业化基础、国家相互开放度、经济体制四个综合要素有机整合而成的“动态国家综合要素竞争优势”有效推动和实现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总体而言，依靠国家竞争优势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应当在开放的环境中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市场获取资源，在有效发挥政府与市场作用下，利用技术创新内生形成生产能力并塑造独有的产业竞争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国家竞争优势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基础
（一）国家生产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来源
波特认为，国家层面“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人民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一方面，建立工业体系，以更快的速度促进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实现更高质量促进生产力发展。国家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是大国竞争中提升国家竞争力、培育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工业体系的建立为快速培育国家竞争力奠定了产业基础。工业基础薄弱、工业生产能力低下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生产力落后的主要原因。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过早滑向“去工业化”，致使到了2021年拉美地区的初级产品在出口贸易中的占比达54.2%，阿根廷更高达86.1%。因此，提升国家工业生产能力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比较优势理论所指出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对后发国家早期进行资本、技术累积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其理论前提难以适应我国现代化的发展现实，我国的现代化更多遵循竞争优势的发展逻辑。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面临着内忧外患：一方面，国内产业以传统农业为主，工业尤其是现代性工业建设落后，工业体系尚未形成，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仅占17%；另一方面，国内资本不足，同时面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继续从事传统农业与轻工业难以支撑国家的发展要求。在朝鲜战争与国内建设迫切的背景下，党和国家领导人着手实施重工业优先战略，酝酿“一五计划”。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一计划的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
工业转型升级为国家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发展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既不是“去工业化”，更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工业化”，而是超越西方工业文明范式体现系统思维的现代化。在培育国家竞争力、促进生产力提升的过程中，既要看到部分发展中国家因“去工业化”、产业低端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也要看到西方现代化以发展中国家利益与全球生态环境为代价的不惜一切“工业化”的危害。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摆脱西方现代化发展范式，基于我国国情，走渐进式、集约式、高效益的新型工业化转型升级道路，为不断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回归劳动价值生产原则，打破金融资本无限增殖逻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自主创新与产业自主升级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以创新发展理念推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工业化转型升级，实现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当前我国在新型工业化转型升级建设上已取得丰硕成果，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生产力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国家竞争优势得以动态发展，在大国竞争格局下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高效的国家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竞争力的基础保障
国家治理高效是确保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内在要求，是维持大国现代化竞争力的基础保障。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交汇之际，国家竞争不再是经济总量或军事实力单一向度的比较，已演变成国家综合竞争力的衡量，而大国竞争制胜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治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开辟了一条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切实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形成良政善治的局面，为培育国家综合竞争优势奠定了组织优势、力量优势与政治优势。
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是培育国家综合竞争优势的根本抓手。国家治理能力是增强国家综合国力 、调动国家资源、发挥制度优势的关键力量，是决定国家综合竞争优势能否形成的关键因素。只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才能通过资源动员、创新引领与风险控制以获取治理绩效，为国家竞争奠定良好基础。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国家竞争是以各国资源禀赋为基础的全面而持久的竞争，国家治理能力强大才能有效汲取和调控国家资源，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国家综合竞争优势；其二，国家综合竞争优势的动力来源于全面创新，国家治理能力的创新引领作用既体现在运用新型举国体制实现科技创新推动生产效率提升，也体现在国家组织形式与制度的创新发展；其三，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竞争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强有力的国家治理能力才能提供稳定的风险控制能力，才能为国家经济发展与竞争优势培育谋求安全稳定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越来越专业化、专门化、精细化，国家治理能力既体现在我们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综合能力上，也体现在我们处理每一个方面事情和每一项工作的具体本领上。”当前我国不断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切实增强制度执行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培育国家综合竞争优势奠定了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
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发挥国家综合竞争优势的制度保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管理国家、规范社会权力运行、维护公共秩序的制度体系，还包括治理主体、治理规则、治理原则等体系化治理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与国的竞争日益激烈，归根结底是国家制度的竞争。中国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局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国家制度竞争是当代大国竞争的核心，没有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发挥国家能力，国家综合竞争力就难以发挥，国家竞争优势也难以培育。经过70多年的中国道路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已经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治理体系。我国通过国家构建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了“党、政府、市场”的稳定治理结构，进一步印证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培育提供了制度保障。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培育国家竞争优势
（一）以创新发展驱动生产力内涵型增长
竞争和创新是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主题。在全球经济遭遇“逆全球化”潮流时，经济增长动能亟待转换，依靠国际循环的外延型经济增长路径的动力已显不足，以追求生产力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内涵式增长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下各国实现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创新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是国家竞争的制胜关键。一方面，科学技术、制度、体制等方面的创新能有效推进生产方式变革，提升国家竞争力，进而推进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全球大国竞争格局也迫使我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调整生产关系，不断促进创新发展。以创新发展驱动生产力发展实现内涵型增长，既是培育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发展路径。
自主创新是我国培育国家竞争优势的根本动力。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单纯依靠资源禀赋与技术模仿学习的“不对称赶超”已难以维持竞争优势。各国要进一步维持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存在两条路径，一是打压竞争对手，凭借技术与资本垄断地位实施“断链”“脱钩”，实现产业回流以达到竞争目的；二是依靠自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生产效率提升以获取竞争优势。随着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高度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脱实向虚”越发严重，呈现高度金融化趋势。在面对高新技术产业绝对优势逐渐丧失的背景下，美国为维护其工业技术霸权地位，直接动用国家机器强力打压他国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以获得竞争优势，维持其超额垄断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不依靠打压别国以获取竞争优势，而是专注自身发展、提升生产力。国家竞争优势的培育应以实体经济发展为重点，依托新型举国体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整合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自主创新实现生产方式变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升级是我国培育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方式，只有将科技创新成果落实到产业发展上，才能真正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国家竞争力，进而推动现代化发展。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牢牢把握产业革命大趋势是我国在顺应历史潮流、把握时代机遇下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以培育国家竞争优势的根本方向。从竞争优势理论出发，产业优化升级的前提是使制造业的产业资本拥有自我增殖能力，关键在于提高产业竞争力并培育竞争优势。具体来看，应从国家竞争优势特点出发。首先，注重发挥产业结构的作用。竞争优势形成的前提是产业结构平衡，要突破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产业结构进而决定生产力的定式思维，以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为导向，以科技创新弥补要素禀赋不足，倒逼产业结构调整，避免出现中高端产品不足、低端产品过剩的局面。其次，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目标。在培育竞争优势过程中应以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为主攻方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最后，寻求更广阔的国际合作空间。注重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竞争优势培育，加强相关产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提升产业专业化优势，在国家竞争中谋求更大贸易合作空间。通过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内涵型增长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获取竞争优势与全球市场份额，进一步促进自主创新与产业升级，形成“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与“国家竞争优势”相互促进的正向循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形成国家竞争力与竞争优势，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助力生产关系调整和完善
竞争优势的塑造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就不仅在于借鉴西方国家的市场化改革经验，更重要的是政府效能的提升和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构。依靠自由市场理念所信奉的自发运转的市场规律与既有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结合所形成的国家竞争力，在短期内确实能实现快速且显著的经济增长。但更深层次的、更长远的发展，势必要求政府主动参与并更好发挥作用。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呈现新趋势的今天，大国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政府作用更加不容忽视。政府既能纠正市场运行过程中的负面作用、防止过度市场化的发展陷阱，又能推动引领国家实现创新发展。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是形成高水平创新能力、保障国家竞争优势最优模式，因此，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应用竞争优势理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从世界市场看，政府在国家竞争中的作用在于克服世界市场带来的负外部性，为创新发展提供良好的内部市场环境。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殖民形态的强化与国际分工体系的固化使得国际垄断资本统治秩序日益深化。技术创新，尤其是颠覆性技术创新，会极大影响既有产业的分布与利润分配格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护既有商业利益格局、保持现有竞争优势，通常会采用抑制别国产业技术创新与竞争优势形成等手段，来阻碍他国的创新活动与国际贸易。政府的主动干预能有效克服负外部性对市场和创新活动的消极影响。首先，政府从顶层设计出发，通过宏观经济治理手段加强市场信息流通与抑制不正当竞争，有效提升风险抵御能力，降低全球市场特定产业领域的恶性竞争对我国相关产业创新的不利影响，以维持国家内部市场创新能力的稳定。其次，政府是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重要力量。发挥好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可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充分调配经济资源来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从而摆脱西方国家技术垄断引发的关键技术“卡脖子”等问题。最后，各国政府是推进全球治理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国家经济竞争实则内含政治关系与军事安全等多方面的综合竞争，只有更好地发挥各国政府力量，共同推进全球治理格局与经济秩序的正常化、国家竞争的公平化，才能从根本上抑制负外部性从创新领域向更多领域蔓延，真正实现全球生产力的发展。
从本国市场看，政府可通过宏观政策调控激发市场创新活力，为创新发展提供长期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创新在于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既激发了市场微观主体的生产积极性与创新活力，又承载和表达了国家意志和发展目标。政府的参与为竞争优势的培育提供了宏观保障，为创新活动做出短期政策调整与长期发展准备。短期来看，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调整与统一市场建设，降低创新活动制度性成本、优化创新环境，更好地建立竞争优势。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建立微观激励机制，保障创新者取得创新知识产权的合理收入。另一方面，政府在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打通地方市场壁垒、促进创新要素市场流动畅通，降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与营商成本。长期来看，政府除了宏观政策调控外，在创新人才培养和基础设施建设、前瞻性产业布局等方面对形成竞争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政府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支撑。竞争优势的形成需要更多创新人才参与，这离不开政府对教育的政策支持、平台建设与财政投入。政府通过降低全社会教育成本与提升平均受教育年限，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化，为创新活动提供高质量的人才支持。其次，政府可为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提供保障。基础设施作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生产要素之一，对提升生产效率继而形成国家竞争优势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对生产性基础设施供给的保障作用能够有效摒除要素资源禀赋结构对产业升级的限制，突破比较优势的创新活动瓶颈。再次，政府可以通过顶层设计与全面布局对创新活动进行最优配置，加快创新成果落地。相较于市场存在的利益短视与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政府能够通过长期性、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布局实现可持续创新。最后，政府是产学研一体化的推动者，对以最低社会成本实现科技创新成果落地进而形成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基于竞争优势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路径
（一）发挥制度优势，推进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一方面形成了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另一方面培育出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国土空间辽阔、要素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健全、经济总量庞大等特征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有效发挥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才能更好发挥国家竞争中的既有制度优势与市场优势并创造新的竞争优势，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竞争优势。一是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的要素禀赋优势。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创新资源的虹吸效应，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竞争优势。推动创新人才培育，发挥中国式现代化超大规模人口优势，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立足竞争优势转变产业发展逻辑，从资源禀赋结构导向转变为国内外市场需求导向，把握国内庞大内需，将既有传统要素禀赋优势同高新技术产业相联系，形成更高质量的竞争优势。二是发挥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创新作用。要发挥国有企业对关键领域生产资料的占有优势，配合政府的行政调节手段，对面向国家需求的战略性产业进行重点创新，以更快培育竞争优势。同时，民营企业作为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要从技术和管理创新两方面实现转型升级，激活自主创新活力。三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国内市场营商环境，完善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创新保障机制与市场监管规则，培育形成市场自主创新氛围。畅通商品与要素资源流通，为创新活动提供更优条件，既要加强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也要推进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创新要素统一市场的构建。四是加强地方合作，破除地方市场保护主义与区域壁垒，共育国家竞争优势。要处理好央地关系，在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推动地方发展；加强地方合作，因地制宜、取长补短，发挥区域市场产业集群优势，共同推动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
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培育竞争优势。首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一味追求对西方国家的赶超，而是在党的领导下基于我国国情的跨越式发展。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务必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唯有发挥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有效统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过程中，实现国家竞争能力提升。其次，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作为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基本经济制度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收入分配方式、经济运行关系三方面保障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与创新活动的有效实施。最后，利用新型举国体制突破形成竞争优势的制约因素。新型举国体制其“新”的突出特点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中国式现代化资源配置形式的独特制度创新，通过政府的顶层设计与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配合，能够更好推动科技创新形成竞争优势。
（二）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内生性竞争新优势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经济实现内涵型增长、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支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根基。竞争优势的形成离不开产业体系的现代化：一方面，构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才能在关键领域形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力，以高水平创新获取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国家竞争优势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都具有动态发展的特点，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工业化，而应当立足我国发展现实，将发展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建立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当前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还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为产业基础较为薄弱、产业链稳定性和抗冲击能力不足与现代服务业不够发达。为进一步加快形成国家竞争新优势，应当从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式发展、基础设施体系现代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等四个方面着力建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整体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我国产业链整体呈现大而不强、宽而不深，在国际分工环节处于中低端的位置，因此要从两个方面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巩固并提升我国产业竞争优势。一方面要巩固传统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加快补齐关涉国家安全相关产业的短板，避免国家竞争中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二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推进关键产业形成竞争新优势。波特提出：“产业是研究国家竞争优势时的基本单位。一个国家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项产业的成功，而是来自纵横交织的产业集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这不仅是应对全球化逆潮的主动举措，更是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新机遇的把握。一方面，要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新的增长引擎，发挥产业集群的乘数效应，形成国家竞争优势，加快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步伐。另一方面，更好发挥党和政府对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作用，构建产业集群梯次发展体系，进一步优化生产力布局和分工，实现产业间优势互补、有效链接。
三是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竞争优势培育提供基础保障。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硬件”基础，在部分环节和领域同我国安全与发展需求不相适应。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以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破除竞争优势障碍。既要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科技创新活动充分提供广阔平台，也要加强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产业弹性与韧性，保障国家安全与竞争优势可持续。
四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打造竞争优势培育新引擎。数字经济是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一方面要推动数字产业化，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经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广，推动数字技术原始创新，把握数字产业这一竞争新优势发展机遇；另一方面要推动产业数字化，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驱动实体经济实现数字化转型，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内生创造竞争新优势。此外，还要发挥数字技术赋能经济治理作用，在支持数字企业做大做优做强的同时，促进平台经济持续规范健康发展，进一步创新市场活力。
（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竞争优势与安全
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以创新驱动持续保障国家竞争优势与安全，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有机统一，有效畅通经济循环堵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与竞争优势培育。一方面激发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更大程度释放了创新活力，促进培育更多竞争新优势；另一方面统筹了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靠，实现竞争优势的可持续。因此，要将新发展格局作为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以内涵型增长战略持续保障竞争优势与安全。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扩大内需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以国内大循环推动内生形成国家竞争新优势。一方面，要加快培育完善的内需体系、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通过完善收入分配、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措施提升居民整体消费实力与消费意愿。另一方面，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以创新驱动生产力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在提升高端产品供给匹配庞大市场内需的同时，通过发挥市场作用与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励企业自主创新，以大众创新加快产业链供应链创新，促进形成产业竞争优势。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国内国际双循环安全发展保障国家竞争优势。首先，加快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坚持开放合作，在发挥国内大循环主体作用塑造竞争新优势的同时，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和技术，提升我国生产效率与技术水平，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与创新。其次，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在新型全球化背景下，维护经济安全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既要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在开放中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保障国家竞争力可持续；也要推进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手段方式变革，强化科技自立自强，发挥科技赋能对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作用，以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推动竞争优势长盛不衰。最后，以维护产业安全作为保障竞争优势的重中之重。既要以全球视野加强顶层设计，增强产业政策协同性，以“竞争促增长”；也要实施产业安全强链工程，在关涉国家安全发展领域产业加快补齐短板，更大程度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
〔责任编辑：徐淑云 童传轩〕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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